2003年，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式成立，许多官方记载也将这一年视作中大新闻教育的起点。然而，在整理校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被忽略的线索：在更早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大学就已经开展了建设新闻学科的探索，换而言之，中山大学的新闻学科教育，与学校同龄。
历史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充满断裂与重构。1920年代，新闻教育在中国高校中兴起，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开风气之先，燕京大学1924年建立首个新闻学系，复旦大学等校也相继跟进。作为南方学术重镇的中山大学，在这场学术潮流并没有缺席。
在政法之间生长：新闻系早期的制度化尝试
中山大学新闻学科的建制化发展，是一段曲折坎坷但坚定推进的历史。其制度化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24年的最初设课、1931年的教员配备与稳定授课、1937年建系筹备提案，以及1946年正式启动建系。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两道训令，一为《着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将原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二为《委派邹鲁职务令》，任命邹鲁为筹备主任。随后于4月，国立广东大学法科正式设立，设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学系，并施行年级制与选科制并行的课程体系。
在该年公布的课程表中，新闻学首次出现在政治学系与经济学系第四学年的选修课程中。这是目前可考的中山大学最早设有新闻教育的记录，表明中山大学的新闻学教育起步于1924年，比通常认为的2003年要早近80年。然而，在初期阶段，新闻课程的设置尚不稳定，教学依赖任课教师主导，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保障。
新闻学作为具备稳定机制的教学单元，其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起点，应追溯至1931年。
是年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发布消息称，法科学院当季“增设新闻学”课程，法科刘光华主任因应社会舆论发展和新闻人才之需求，正式引入新闻系统教学的安排。他聘请曾任孙中山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广东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的黄季陆为授课教师，配备萧文若为助教，承担课程组织与学生事务。这一决定标志着新闻课程首次纳入法科学院教学体系之中，形成了“教师＋助教”的完整教学团队，具备了基础的制度编制。
1937年7月2日，中山大学召开“二十五年度第十次教务会议”。校长在会上提出，并交由法学院郑彦棻院长函复一项重要议题：据教育部训令及中央秘书处转知各国立大学酌量添设新闻学系之指示，中山大学拟具添设新闻学系草案，正式提交会议审议。这项议题的通过，意味着学校新闻教育将在既有“专修科”的基础上，进入“学系”建制，迈向更为完整与规范的制度化阶段。
以下为“新闻学系四年制全日班”设计规划：
新闻系草案中制定的四年制全日制课程体系，结构严密、内容前沿。其基本培养理念是：“前两年重基础，后两年重专业，贯穿实务训练”，以期造就具备社会科学素养与新闻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大一、大二：以社会科学为主干，打牢专业基础。包含《新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经济学原理》《外交史》《政治地理》等基础课程，辅以《速记术》《统计学》《图书编汇学》《国文》《英语》及日、法、德语等第二外语训练，展现出高度重视语言、表达、认知能力的培养策略。
大三：专注核心新闻技术与制度分析。包括《采访学》《评论作法》《副刊研究》《编辑术》《通讯学》《广告学》《通讯社组织》等核心课程，并开设《现代各国政治制度》《国际公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关注新闻实践背后的结构性环境。
大四：模拟实战，构建新闻机构生态训练。《报馆组织》《报业经营》《中外出版物研究》《政党论》《社会政策》等课程与大量分部门实习相结合。实习内容细分为“采访部”“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学生分别担任外勤记者、特约员、电报生、评论编辑、排版员、广告推销员、印机技师等角色。
新闻系筹办期间还特别提出：1937年起仅招收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方面，特别提高了国文成绩门槛，强调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然而，仅仅五天后，7月7日，卢沟桥上的枪声打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广州于1938年沦陷，中大开始迁址办学。这也意味着，中山大学新闻系的“正式成立”将被推迟，所构建的课程体系也将在战火中经历一段流亡、辗转与中断的历史。
尽管如此，从制度设想的角度来看，1937年的那次教务会议，已然是中山大学新闻学教育走向“独立建系”的里程碑事件。按照当年的筹备规划，新闻系不仅完成了课程结构设计，也进入招生准备阶段，具备了建系的全部基础条件。
直到抗战胜利后，新闻系才真正得以正式设立。
战后国家对新闻人才需求骤增、舆论与出版事业亟需重整的背景下，再度被提上议程。1946年5月，中山大学正式启动新闻系的筹建工作，委任原《正气日报》编辑、中华文化学院教授彭芳草负责具体筹办。
尽管关于当时教学安排、招生情况、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的详细资料已难觅见，但从1947年6月3日《世界日报》的明确报道——“广东中山大学……设有新闻系”——可知，该学系至迟于当时已正式设立。至此，新闻学教育在中山大学脱离文科专修科的从属地位，转而以独立系科的形式开展教学。
此时距1924年最初开设新闻课程，已过去二十余年。从一门选修课出发，新闻学科历经课程稳定、师资配备、制度设计、系科筹建等多个阶段，终于在1940年代末获得独立建制地位，完成从“课程”到“学系”的历史性转变。
中大新闻学建系之初的课程实践与社团组织
在中山大学新闻学科的早期建设中，教师队伍的背景和他们的亲身经历，无疑为新闻学的教育理念和课程内容注入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老师们，把世界各地的新闻学思想与中国的实际需求巧妙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山大学特色的新闻教育体系。
戴季陶，这位曾任法科政治学系主任、后出任中山大学校长的学者，早年赴日留学，曾参与同盟会、担任孙中山秘书，具有深厚的革命背景与实践经验。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主持《民权报》《星期评论》等刊物，并出任多家报纸的总编辑，是当时少有兼具政治思维与新闻实务经验的知识分子。在谈及中山大学法科应培养何种人才时，戴季陶强调“学理与实际之合一”，主张教育应服务于国家治理实践。他曾指出：“我们要培养更多的行政家，包括代议制度中的议员、新闻记者等”，并将新闻记者视为“民间政治家”这一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此，中山大学法科学院下设新闻课程的做法，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在思想层面得到了一定的制度呼应与文化支持。
黄季陆教授的教学风格，十分注重将新闻学与社会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他曾先后赴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留学，拥有跨文化的广阔视野。回国后，他长期在《民国日报》与《醒华日报》等报纸担任要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过往实践经验与多元文化背景，使得课堂内容更具现实关怀，也更能提高学生对新闻行业运作的感知与理解。
萧祖震是中山大学法科学院新闻学课程的专任讲师，是早期新闻教育的中坚力量之一。他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后赴法国巴黎新闻学院深造，深受“理论与实践结合”理念的影响。1935年回国后，他在中山大学教授新闻课程，兼任《国民日报》编辑。在教学过程中，他亲自编写教材《新闻学概论》，用于课堂讲授，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积极探索国际新闻教育理念与中国本土实际的融合路径，为中山大学新闻学科的专业化与体系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前述几位教师，中山大学新闻学科的发展还得益于刘求南、彭芳草等多位新闻学老师的共同参与。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专业背景与教育理念，为学科注入了多元而丰富的教学思路。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中，也通过一系列实务训练得以延伸与强化，显著提升了学生的新闻素养。
在这一过程中，戴季陶提出的“学理与实际之合一”逐渐从抽象的教育理念，转化为中山大学新闻教育的鲜明特色。比如，1931年3月25日，新闻课程开设仅月余，黄季陆教授便安排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实地采访训练。他要求学生走出教室，深入街头巷尾采集新闻素材，以锻炼其观察力与实务操作能力。学生们一下课便奔赴城中各处，活跃的采访行动甚至引起了市民和官员的误解，误以为“访员”人数骤然增加。直到傍晚六七点钟，还有学生在永汉路一带徘徊，希望能够获取新奇的新闻。
1937年3月，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新闻学专业三年级的学生，组织了一次集体出行的新闻事业考察活动。考察团共十六人，由授课教师萧祖震带队，图书馆工作人员亦有随行。3月11日，考察团自广州出发，前往香港展开为期数日的参访行程。
考察团在港期间，重点走访了本地主要的报馆、通讯社与新闻相关教育机构，涵盖《工商日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华侨日报》《东方日报》等本地重要报刊机构，以及中央通讯社等新闻机构。在每家媒体单位，学生们都仔细观察了编辑部组织结构、新闻来源、剪报流程、印刷制版设备与发行网络等环节的运作，获得了系统而直观的实务经验。
新闻科学生刘哲晖在总结中写道，此行“不仅是一次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更是一次民族使命感的唤起”，他援引Belloc等西方学者观点，强调新闻的舆论引导与观念传播功能，认为新闻事业在国家危机中的现实意义愈加凸显。
虽然行程短暂，但安排紧凑。学生们驻于美洲酒店，每晨召开简会、分配任务；白日拜访港绅、联络机构，夜间实地探访新闻单位，深感“以夜代日”乃行业特征。其间，香港多家媒体关注并报道了中大考察团的动态，这让参与学生感受到自己行动所引发的社会关注，也更加意识到新闻人所承担的责任与影响力。
与学生考察团同期进行的，还有一个为了推动新闻资料的系统整理与教学参考建设的教师考察团，院长派遣助教余启中、陈云裳等五人组成专门小组，于3月12日前往香港，重点考察各大报馆的剪报制度与资料保存方法。
这一小组的目标较为专一，集中在调研剪报流程、人员设置与报馆内部资料管理机制。他们实地走访了《工商日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东方日报》《超然日报》《港报》等多家媒体，发现当时香港仅有《工商日报》设有专职剪报室，由三人专责处理，已初具规模；部分如《超然报》《港报》正在筹建中，更多的报馆则尚未建立专门机构，仍以编辑自行剪存为主。该小组成员在访港过程中，亦曾与报馆剪报人员深入研讨交流，获取大量一手经验。
返校后，余启中等即着手规划本校剪报体系，期望借鉴港报经验，建设成为“华南最完善之剪报组织”。这一行动不仅体现了中山大学对新闻教学资料系统化建设的重视，也展示出当时新闻教育对于“信息资料管理能力”的实践性培养方向。
1937年5月4日，为加强新闻科学生对社会新闻采写能力，政治学系新闻科十余名学生再次在教师萧祖震带领下，前往广州地方法院开展实地参观与新闻采访实习。这次实习行动经校方正式致函法院，并约定于当日下午2时30分进行。
师生一行在一位张姓秘书的陪同下参观了民、刑事法庭、办事处与执行处等核心部门，并走访高等法院各法庭。随后，在看守所所长引导下进入男女监狱，对囚犯生活、监管制度等展开细致了解，认真记录所见所闻。
此次实习的重点，并不在于单纯了解司法程序，而是让学生在真实社会情境中体会法院审讯作为社会新闻重要来源的独特性——如何识别信息、判断事实、抓取重点，乃至感知新闻语言与法律语言之间的张力。
参观结束后，学生们在萧祖震的指导下，分坐于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各个法庭的记者席上，进行现场记录与模拟采写训练。面对复杂的案情与多方陈述，大家全神贯注、笔不停缀。广州初夏的午后虽然闷热难耐，但偌大的审判厅内气氛格外专注，记者席上的学生们正用笔尖与目光，参与着一场“准新闻人”的沉浸式训练。
从3月赴港考察，到5月法院实习，一封封校方致函与一场场实地教学的背后，是中山大学对新闻教育资源的积极整合与倾力支持。这些在社会一线展开的“第二课堂”，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务能力，也让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运作中，逐步体会新闻职业的责任、方法与意义。
除课堂教学与实地实习外，中山大学新闻学教育的触角也延伸至更具自主性的学术组织与公共讨论空间。早在1933年5月，新闻学研究会便曾短暂成立，成为学生探索新闻理论与业界实践的重要平台。惟因1934年12月13日校方整顿社团组织，该会随同多数学生社团一并被裁撤。
直到1943年6月，中山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再次宣告成立。筹备期间，陈训道主任、伍佩琨教授等亲自出席指导，林雄东等数十位会员积极参与，会上推选黄超为会长，并通过章程、选举干事，确立基本架构。黄超、赵显恩、叶剑鸣出任常务干事，林焕长、林雄东等任研究干事，林木芳、俞执中则负责出版事务，拟邀请校长陈序经、教授胡体乾等担任顾问。为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研究会还邀请多位新闻界知名人士到场演讲，现场讨论热烈，气氛活跃。
中山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总体来看，早期中山大学新闻学科的教学体系以课堂理论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桥梁，以社团建设为拓展，逐步形成了教学、实训与学术社交三位一体的新闻教育模式。在教育资源有限、制度尚不健全的年代，这种以人为本、强调实践的培养路径，为岭南地区新闻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断裂的记忆：院系调整下新闻学的暂时隐退
新中国初期，新闻相关事务在中山大学校内依然活跃。据1950年11月28日《中大校报》第1页记载，第第二十二次校务委员会决定在秘书处下设“通讯组”，以统一领导、加强对内对外的新闻报道工作，并号召校内有兴趣或已有实际经验的同学参与校内通讯实践。同年7月14日，《中大校报》还记载，学生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设立暑期工委会，其中包括新闻研究小组和摄影晒相小组，旨在充实解放后首个暑期的学生生活。
不仅在教学管理中有所体现，新闻主题也在学生社团活动中受到广泛关注。1950年，《中山日报》刊文提到，新闻组在社科研究会中十分活跃。该会是文、法、师三院学生集体学习的重要阵地，设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哲学、新闻等六个研究小组，会员人数从百余人迅速增至三百多人，显示出新闻学内容在校园文化中的持续影响力。
然而，在1952 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受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影响，高等教育优先服务国家工业化进程，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等人文社科类学科被大规模调整和重组。中山大学新闻学科也受到冲击，早期积累的发展基础几近中断。
1953年《华南高等教育调整方案》记载，原中大新闻学教师李炳瑞被调任至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山大学新闻学科在早期发展中所培养出的师资力量，仍在全国新闻教育体系重建中发挥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中山大学曾短暂尝试恢复新闻教育。据周大仁在其人生回忆录《知足常乐与自强不息的人生》记载，1958年他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曾在招生广告中注意到广州中山大学开设了新闻系，遂将其列为第一志愿。但后经湖北省招生办了解得知，该新闻系为当年新设、处于试办阶段，且不在湖北招生范围之内，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志愿选择。这个细节反映出彼时中山大学曾有意恢复新闻专业教育，但实际招生和运行范围都极为有限。
事实上，这种“昙花一现”的办学尝试，在当时全国并不鲜见。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多地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学系或专修科，例如江西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等；还有大量由地方报社或新闻协会创办的“新闻红专大学”“新闻夜校”。这些机构多在“大跃进”背景下仓促上马，普遍面临师资不足、资源紧张等问题。至1961年前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推行，大多数新闻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或停招。
中山大学的新闻教育，亦在这场历史浪潮中暂时归于沉寂。
社会科学的范式确立：
新闻与传播有机结合
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与教育复苏的浪潮，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开始萌芽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在90年代完成学科建构，成为社会科学中重要的分支，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学与传播学开始相互融合，催生出一批交叉性、实践性强的新兴学科。
20 世纪80 年代，廖为建教授率先在中山大学开设公共关系课程，并于1986年出版国内首部《公共关系学》教材。1994 年在廖为建教授的主导下，中山大学成立了公共传播教研室（中山大学公共传播学系的前身），设置在政务学院（原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并创设了国内第一个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中山大学因此成为国内公共关系教育的重要基地。笔者查阅史料时发现，1994级公共关系本科专业开设多门新闻传播学类理论和实务相关的课程，包括传播学概论、新闻采访学、大众媒体研究、传播法规教程、影视制作等。该专业围绕着“善策划，懂管理，会传播”的培养特点，聘请中文系老师开设美学和演讲与口才课程，与电教中心合作开设影视制作的课程，注重学生新闻和传播素养的综合培养。
2003年，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在珠海校区成立，标志着新闻传播教育在中大重启新的篇章。彼时，新闻学、传播学与艺术设计学并肩起步，试图探索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路径。从首届本科生入学，到次年迁入广州大学城新校区，再到2006年起设立设计艺术学和公共传媒管理硕士点，学院在制度建构与学科布局上逐步完善。
2009年，传播与设计学院完成学科资源重整，原政务学院的公共传播学系并入，成为中大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一步。2011年，学院获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教学科研能力显著提升。2014年，获政治传播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政治传播学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此后十余年，学院持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本科专业分别于2019年与2020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标志着中大新闻传播教育在全国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一席。2021年，学院获批成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2022年，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令学院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更为清晰地聚焦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紧接着，学院先后获批网络空间治理、国际传播等多个部级研究基地，获选成为中宣部、教育部确立的国际新闻传播高层次人才培养八所重点高校之一。学院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被认为进入了“国家队”。这一系列里程碑，标志着中大新闻传播教育已从“重启”走向“兴盛”的新时期。
回望学院二十余年的发展轨迹，在中山大学百年校史的更大时间尺度里审视学院历史，我们发现“自2003年开始”的中山大学新闻传播教育新篇章，其实是中山大学百年新闻教育发展历程的一个阶段。新闻学从1924年法科课程表中的一门选修课，到今日多平台、多学科融合的新闻传播研究重镇，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始终与国家治理、社会变迁和学术前沿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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